1.中国第一口天然气井——圣灯山天然气田钻探出气

1940年7月，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带队会同四川石油勘探处在四川隆昌钻探中国第一个天然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

圣灯山1号井钻至1200米深度时，三叠系嘉陵江组气层发生强烈井喷，日喷气量达5万立方米。这是中国首次通过现代钻探技术获得工业气流，为解决当时中国的能源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圣灯山气田年产天然气约2000万立方米，其中70%用于炭黑生产。炭黑是轮胎、炸药的关键原料，支撑了抗战时期后方军工企业的运转。

2019年，圣灯山气田旧址被列入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现存钻井平台、输气管道、炭黑厂遗址等，成为中国天然气工业的活态博物馆。

2.首次发现倒马坎、尖包包等地的大型磁铁矿脉

1940年6月，中国地质学家常隆庆率队在西康省盐边县（今四川攀枝花市）开展矿产调查，首次发现倒马坎、尖包包等地的大型磁铁矿脉。常隆庆团队将矿石标本送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实验室，由隆准教授进行化学分析，确认矿石类型为钒钛磁铁矿，且矿区含铁量达60%以上，矿体连续分布达数公里。

常隆庆（中）踏勘攀枝花矿区时途中小歇

大型磁铁矿脉的发现打破了“中国贫铁”的论断，为后来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3.研制出“三五”牌摆钟

1940年，上海中国钟厂（现上海钻石手表厂前身）成功研制并量产了15天连续走时摆钟，注册商标“三五”。这是中国首款突破传统8天动力限制的机械摆钟，填补了国内空白。

中国钟厂工程师阮顺发带领团队在借鉴德国“J”牌14天钟和日本宝时牌8天钟的基础上，历时两年攻关，通过活摆结构创新、自动报时跟踪系统、动力储备延长技术（鸟笼式齿轮组、高精度轴芯工艺、发条优化）等突破，实现“挂歪摆歪，虽歪不停”的独特性能与“倒拨顺拨，一拨就准”的精准报时，完成了15天摆钟的自主设计。阮顺发后来被誉为“中国摆钟之父”，其技术贡献被载入《上海轻工业志》等权威史料。

1959 年，轻工业部以“三五”牌机心为基础制定《T1型15天机械摆钟统一机芯标准》，规定零部件加工精度达3a级，使15天累计走时误差从5分钟缩减至3分钟，为全国摆钟生产提供技术基准。

阮顺发团队的技术积累直接推动了后续31天摆钟（1964年）、地震测量钟（日误差 0.001 秒）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其“活摆”结构和自动报时原理至今仍应用于部分机械钟表设计中。

“三五”牌15天摆钟曾是中国家庭的“三大件”之一。2018 年，“三五”牌摆钟制作技艺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技术档案被列为国家工业遗产保护项目。

4.解放区成功研制出马兰纸

1939年11月，华寿俊被边区政府派往安塞县荣家坪的振华造纸厂担任工务科长，负责改良造纸工艺。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包括选料、蒸煮、打浆、抄纸等关键步骤，1940 年，华寿俊团队在造纸厂完成首次马兰草造纸试验，造出首批100张纸。经《新中华报》印刷测试，其“不易拉破、不起毛、硬度大”，可满足印刷需求，解决了边区新闻刊物、文件、教学书本等印刷用纸的难题。

马兰纸的正式投产，解决了《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印刷需求。振华造纸厂月产量从四五百刀提升至两千刀，并计划扩展至月产25万张。1940年8月，《新中华报》报道振华造纸厂每日产量达6600张，纸张质地均匀、拉力强，边区开始大规模建厂推广。

1941年，华寿俊编写《马兰草造纸法》手册，在边区各地举办技术培训班，培养出300余名技术工人。

科技人物：华寿俊 1939年11月，华寿俊被调至陕甘宁边区振华造纸厂。当时边区面临新闻刊物、文件、教学书本等印刷用纸极度匮乏的难题。经过两个多月反复实验，1940年2月，华寿俊成功用马兰草造出纸，且纸张质量优良。194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华寿俊“劳动英雄”称号，朱德总司令称赞他为“我们的发明家”。 1943年，边区货币需求量增大，印刷钞票用纸技术要求颇高，华寿俊经反复研究实验，大幅缩短制作时间。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他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5.太行山地区成功试制首支中药注射液

1939年，因为流感、疟疾流行，不少八路军战士染病。

1940 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制药所（后并入利华制药厂）开始试用蒸馏提取柴胡，制成针剂。他们先用白铁皮焊出蒸馏装置，蒸气先通入放柴胡的罐，再连接焊接出的冷却器装置，收集蒸馏液。开始蒸出的柴胡液是浑浊的，上面漂浮着一层油，经第二次蒸馏，终于蒸出了透明的柴胡液体。卫生材料厂下属的玻璃瓶厂同步试制出了安瓿。再经过多次实验和临床观察，柴胡注射液终于研制成功，投入应用。

1943年《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题为《医学界的新贡献——利华制药厂发明注射液》，盛赞这一重大创举。

6.“华氏定理”定律诞生

1940年，华罗庚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三角和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定律诞生。

华罗庚在解决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难题、华林和塔里问题改进、一维射影几何基本定理证明、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等方面获得出色成果；华罗庚早年的研究领域是解析数论，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华罗庚也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方面的研究领先西方数学界10多年，是国际上有名的“典型群中国学派”；华罗庚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嘉当-布饶尔-华定理”等。

7.上海第一家自行车厂开业

1940年秋，上海永久的前身——昌和制作所在上海东北角的唐山路开业。这是日本人“小岛和三郎”继沈阳和天津之后开设的第三家“昌和制作所”,也是上海第一家自行车生产厂。

昌和制作所占地23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600平方米，有员工近200人。主要生产26英寸“铁锚牌”自行车,年产3000辆左右。

抗日战争胜利后,昌和制作所被接管, 工厂更名为中央机器有限公司上海机器厂，生产“扳手牌”自行车。

1949年上海解放后，工厂更名为上海制车厂，新商标改为“永久牌”。1949年底,“永久”牌自行车正式诞生。

8.中国跨度最大、荷载最高的公路钢索吊桥建成通车

淞沪会战后，滇缅公路作为连接缅甸仰光与昆明的唯一陆上通道，成为抗战“输血线”。1940年11月4日，钱昌淦主导设计的昌淦桥在云龙县功果村建成通车。大桥采用华伦式钢桁架加劲结构，主跨135米，桥面宽4.2米，载重能力达15 吨，是当时中国跨度最大、荷载最高的公路钢索吊桥。桥塔底部6.945米段以混凝土填实加固，增强抗炸能力；吊杆采用可拆卸式设计，便于快速更换受损部件。大桥还创造性地将传统石拱桥桥台技术与现代钢索吊桥结合：桥台以浆砌细料石砌筑，基础深嵌两岸裸露岩基，东桥台高13.5米，西桥台高6米，形成稳定的承重体系。

总工程师钱昌淦1939年秋因飞机失事殉职。为纪念其功绩，新桥被命名为“昌淦桥”。昌淦桥建成后，滇缅公路日均运输量从1939年的不足100吨跃升至1942年的1500吨，累计输送物资超50万吨。1942年滇西沦陷前，该桥更成为远征军撤退的重要通道，掩护数万军民后撤。

9.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成功研制桐油引擎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汽油的需求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动力燃料问题立即凸显出来。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德制柴油汽车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1940年2月，该公司研制桐油引擎成功，同年11月起，开始批量生产桐油车。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供给各战区交通机关使用。

10.国际广播电台解决了国际短波通信需突破电离层干扰的技术难题

1940年1月15日，“南京短波广播电台”改名为国际广播电台，呼号改为XGOY，英文名称为“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简称VOC。冯简任台长。该电台以“电波抗战”为主要任务，以广播抗战新闻为重心。

冯简在主持建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时，解决了两大技术难题：一是国际短波通信需突破电离层干扰，二是战时设备材料极度匮乏。他提出“分层布站+抗干扰设计”方案：在分层布站上，他将电台系统拆解为发射台（沙坪坝华宇广场地下）、收音台（歇台子）、播音室（上清寺）三部分，通过地下电缆连接，分散日军轰炸风险；在抗干扰设计上，他采用“地波+天波”的混合通信模式，利用重庆多山地形构建天然屏障，并研发自适应频率跳变技术，使电台在日军电子干扰下仍能保持稳定信号。

抗战期间，电台多次被轰炸，由于采取了多种防备措施，电台从未停止过信息的传递。这个“叫个不停”的电台被日本人称为“重庆之蛙”。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它成为当时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云集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们也利用这个电台转播、传真、发稿。1945年8月10日，该电台宣布“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的声音从“重庆之蛙”传到世界各地。目前为重庆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

诚然，篇幅再长，也写不尽中华全国总工会100年来的波澜壮阔；画面再大，也画不完中国科技从落后到崛起的百年辉煌；期数再多，也装不下中国产业工人的时代风采和英雄群像。 仅此，献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声  明

限于年代久远、史料局限，引述信息难免有误，敬请指教。